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魁阁讲座第八讲纪要

讲座题目：谁生产了人类学——一个学科元话语的追问与本土话语的省思

讲者：杨文炯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春意盎然的3月30日晚上7点30分，云南大学东陆园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二楼报告厅迎来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杨文炯教授。本次杨文炯教授带来的魁阁学术讲座主题是“谁生产了人类学——一个学科元话语的追问与本土话语的省思”。是夜，讲座由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的赵春盛书记主持，会场内座无虚席，反映出老师与学生极高的热情。

简单寒暄之后，杨文炯教授先用一番精彩的引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人类学作为开篇，正式拉开了本次魁阁讲座。杨教授认为，人类学具有值得反思的学科史，人类学以及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是从西方舶来的，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很容易造成本土学者丧失对学科背景的文化权力的自警和自省以及本土的文化自信力。那么究竟是谁生产了人类学就变成了值得追问的问题。人类学科发展到现在，是一门超越时代文化语境的科学，是一种基于田野“凝视”他者的思维方式与框架的知识体系，也是一种话语体系。因此明晰当前人类学科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中是十分重要的。

杨教授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当前正在发展的中国人类学，是一种人类学的再生产。而人类学又具有很强的族群性，具体体现在于：1.一群享有共同的身份和内部自我认同的人类学家2.有共同遵循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学科范式3.独特的研究对象“他者”4.由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大师5.由共同阅读的经典名著6.有集体仪式，比如定期学术会议7.由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学科话语。紧接着杨文炯教授抛出疑问，这样的“族群”为何出现在19世纪的西方？杨教授认为，人类学作为西方社科群中的“另类”，在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序列中它只配研究“田野”隐喻的“野蛮”、“蒙昧”社会，但它又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立场、政治经济利益深度相关。正是西方利益之关切决定了人类学的价值基点——只研究殖民地的“野蛮人”而利益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因此人类学本身就是西方现代性所生产的“产品”，包含特定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文化“商品”。

因此，人类学的建构恰恰体现了西方现代性的五个维度。第一，现代性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是现代与古代断裂的时间点，16到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启蒙运动，“现代”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西方标尺”就成为一种支配世界的话语权力。第二，殖民体系作为西方现代性的表征是一种控制世界的权力，而人类学就是这种权力生产的知识。第三，作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现代性。现代化的寓意是对传统社会的变革，现代化的标准版本（modernization）本质其实是西化（westernization）。人类学则剑指非西方社会，以现代化的视野来观察、写作非现代化社会，即蒙昧和野蛮社会。最后，作为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主义本质上是西方现代性的矛盾和冲突的反映，既是一种试图对负面现代性的一种超克，又是一种无奈地浸染乡愁的投降。

正是西方的现代性生产了人类学，这是因为第一从近代欧洲内部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极大“解放了人”，推动了西方对人自身的理性思考——“他者”首先成为西方“镜鉴自己”的思考对象。第二欧洲的工业革命与世界性殖民体系的建立，作为政治、经济的需求，需要一种政治“统治术”和为其合法化的“律师”，人类学的诞生就是“术士”角色。第三，政治经济的需要，也决定了人类学是西方人文社会学者的“谋生之道”——一种职业。第四，欧洲传教士、商人、殖民地官员等大量关于“野蛮人”的游记、日记成为西方人猎奇阅读的谈资，研究野蛮人成为一种时尚。第五，生物进化论的引起，成为诠释“野蛮人”和论证“白人优越论”、“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支点。

随后，杨文炯教授展开了有关“人类学的知识考古：话语的追问”这一部分的讲述。杨教授谈到，人类学作为近代西方生产的话语体系，它建构了一个“蒙昧-野蛮-文明”的世界文明的等级进化体系。“文明”的西方不仅成为“中心”，也成为“他者”，即“田野”的归宿。人类学是一种控制世界的话语权力，是西方支配“蒙昧野蛮世界”的权力工具，是殖民政治的一部分，是一种权力的知识谱系，并且其中最重要的“田野工作”方法，是西方凝视“他者”的权力。田野工作一直被视为人类学的基石，也被看作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科的“族徽”，既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制造“作品”的“实验室”，也是人类学的“科学话语”，是人类学观察“地方性知识”的视窗，解读文化的工具。

然而“田野工作”的表述还是忽略了观察背后的价值判断——“看”与“被看”的地位和权力。正如福柯谈到的，凝视是一种权力，凝视所带来的不是对于主体的认识，而是一种规训，是权力的压迫，是被建构和被表述的客体。田野工作不仅是一项“技术活”，而是一种“思想”。所以，从现代人类学的渊源看，“田野工作”作为一种凝视的权力是“西方”对“蒙昧”“野蛮”世界的俯瞰——一种基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蔑视，是表达其文明傲慢与偏见的方式。因此田野工作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发生了“那里的田野”与“谁的田野”、“我注田野”还是“田野注我”的人类学工具与价值的断裂，这种断裂也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西方人类学的“颠覆”掘下陷阱，也为人类学反思埋下伏笔。

紧接着杨教授便谈到了西方人类学的自省和转型。在世界大战之后，殖民体系的解体，支配性的民族主义话语下的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等大格局、大语境的变化后而开始在自我反省中的转型，开始认识到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人类学话语体系和方法论的局限性；同时伴随人类学在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和本土话语对西方有关于“异文化”的民族学理论质疑的强音而促使西方人类学研究的转型和理论与方法的民族志的批评和写文化的省思——人类学的自我“解殖”和“东方学”话语的反省。

人类学的反思是从20世纪6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在澳洲田野调查所写的《日记》出版开始的。学者开始反思“异文化”的学者与被研究的文明主人及其文化的关系与立场，质疑“异文化”学者田野工作的移情在多大程度钻到了当地人的心中。而西方人类学的反思体现在两方面：工具层面的反思和价值层面的反思。这种反思直接导致一个问题，即人类学家不是文化漂白的人，能否做到自我的“价值无涉”。由于人类学者自身的特定文化，以及能否真正走进“异文化”的内心世界——局外人的旁观是无法做到文化深描的。此外，还由于人类学家常使用“价值有涉”作为跨文化理解的方法，才能在“经验接近”与“经验远离”并置中书写“异文化”。

之后杨教授谈到人类学的再生产，并且用两个案例来说明中国人类学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是费孝通先生的个案，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学生——桥接在“西方”与“东方”的人类学；另一个是杨建新先生的“人类学的本土生产”。杨教授首先阐述了《江村经济》的成书背景以及西方关于《江村经济》研究的争论，并谈到说《江村经济》是一种全新的人类学“话语”体系，是将文明的拥有者、文明的发言权和为谁而写作文明的目的这三者第一次合为一体并展现在一个长期浸淫在带有深刻殖民主义胎记的西方人类学中的西方人类学者面前；书中反映的“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提供了一个多民族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多线的“地方性经验”，并将这种为人类服务的社会科学知识称作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杨文炯教授生动地用地图标示出了费孝通的人类学足迹，并点到了费老的著名“文化自觉”观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第二个个案则是人类学的本土生产以杨建新先生为例，杨教授生动地描绘了老先生的人生和学术轨迹，与同时代很多人类学家相比他缺少留洋经历，也没有系统读过经典作品，但他的田野正是本土中生长出来的。民族学的本土化最终是舶来的学科就如文化传播必然发生的涵化、变迁一样，当被植入一种新的历史土壤和文化语境，被新的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的学者运用到新的研究对象时，学科在实践中的本土化就是一种必然现象。

最后，杨教授抛出疑问，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学将何从。有关全球化主要分为以下几点：1全球化成为当代人类学话语最大最重要的语境，成为当代人类学思考“文化”的最重要维度；2全球化成为影响社会文化变迁的最大最重要因素；3全球化使人类成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4全球化的镜鉴有助于中国本土人类学研究的深化，即对自身文化自性的理解；5全球化场域有助于中国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海外民族志），通过对他者文化“他性”的理解，有助于文明互鉴，提升中国文化知己知彼的软实力；6全球化语境中，学科的文化自信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7超越西方传统人类学的本文化与异文化的二元对立，基于人类共同命运体的思考应该成为中国人类学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指向和学术视野的高地；文化自觉应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的伦理持守和学术品质。

在问答环节，杨文炯教授也是做出四次精彩回答。当被问到当前中国人类学的立场应是怎样的时，教授指出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用“倡议”替代“战略”的说法，就是不按西方的思维去架构，而我们现在也面临很多属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新现象和新挑战。在被问到田野调查有没有类似西方现象学的方法时，教授旁征博引用佛经中“相由心定”，告诉我们人类学要多问为什么，田野调查时则要抛弃文明的偏见和歧视，不要带偏见。而面对学生提问“当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了问题但又无力解决”的情况时，杨教授的一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是获得了满堂喝彩。最后学生问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区和西方社区是否存在共同之处或者发展中的相通之处。杨教授指出，可能目前传统乡土人类学解决不了城市问题，任何文化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都会由很强的适应性，人类会建造一个超越时空的精神空间，其中会有很多抽象的共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