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题目：《生态/环境人类学：发展历程与学术观念的流变》

讲座人：李永祥

讲座时间：2018年7月26日星期四10：30—12：00

地点：云南大学文津楼A座学术报告厅

讲座内容整理人：江建华

统稿：江建华

2018年7月26日上午，云南大学第十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田野调查暑期学校的第九讲在云南大学文津楼A座A报告厅开讲，本次学术讲座的主讲人是李永祥研究员，主题是《生态/环境人类学：发展历程与学术观念的流变》。本场讲座的主持人是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朱凌飞教授。

主讲嘉宾简介

李永祥，彝族，博士期间从师著名人类学家郝瑞教授，2005年毕业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现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获评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委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获得者、“云岭文化名家”和“云岭学者”。长期从事环境人类学和灾害人类学的研究,对泥石流、干旱、地震、火灾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灾害进行了深入的人类学考察,取得多项研究成果。积极将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灾害人类学、生态/环境人类学中研究中成果突出。近年公开发表学术专著3部，合著1部，主编学术著作专著4部。在国家一级二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9篇，核心刊物17篇，国外期刊5篇，其他论文40余篇。

讲座提要

学习和认识生态人类学或环境人类学的学科脉络对于当下研究生态和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李永祥研究员围绕“生态/环境人类学：发展历程与学术观念的流变”的主题，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讲解（1）生态/环境人类学：概念与文献；（2）生态人类学初期阶段：斯图尔德和怀特；（3）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4）过程取向的生态人类学；（5）系统生态学；（6）认知与现象生态学；（7）政治生态学；最后，是对本主题的一个总结。

主讲内容

一、生态/环境人类学

首先介绍了生态人类学、新旧生态人类学以及环境人类学的概念。

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中的一种特殊类型——描述一种单一生态系统的研究，通常研究的是小规模人口如几百人的村寨或者邻居与单一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Townsend（2009:104）

旧生态人类学：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人类学以其功能主义、系统理论和对负面反馈的关注而闻名。人类学家研究了文化实践和信仰的作用，使人类能够优化其适应环境和维持未退化的地方和区域生态系统。旧生态人类学和文化唯物主义具有一系列的假定错误，包括循环推理、专注于稳定而非变化、专注于简单的系统而非复杂的系统，以及乐观的功能主义。旧生态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的基本单位是生态人口和生态系统，至少为了分析的目的，将它们视为离散的和可隔离的单位。

新生态人类学：新生态人类学或者环境人类学融合了政治意识和政策关注的理论和分析。由此基础上出现了应用生态人类学和政治生态学。新的生态学或环境人类学将理论与政治意识和政策关注结合在一起，试图了解和设计文化方面的解决办法，以解决环境退化、环境种族主义、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环境危害在促进生态意识和行动方面的作用等问题。

环境人类学：研究当代和历史上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尽管环境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是交替使用的，但是，环境人类学被认为是生态人类学的应用维度，并包括了广泛的论题，如灵长类动物生态学、古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民族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精神生态学和人类行为和进化生态学。环境是全球的事业，所有的文化、人民、信条和国家都有厉害关系。

接着，介绍了生态/环境人类学发展脉络相关的重要文献及补充读物，希望对该问题感性的学员们讲座后积极阅读，加深了解。

二、生态人类学初期阶段：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和怀特（Leslie White）

（一）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

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主要观点是人类对于环境的依赖关系，环境决定文化，人类适应环境，或者说是文化适应环境。探讨的问题包括了人类是怎样适应环境的，采取了什么技术，怎样生产和生活，这些生产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宗教观念。生计活动和经济是“文化核心”。文化是适应环境的工具。文化与环境相互作用，但是环境起着决定的作用。不同环境下可能存在不同的进化路线，也称为“多线进化论”或者多系进化论。

（二）怀特（Leslie）

怀特以唯物主义论证而闻名，坚持单线进化论，认为：文化=能量（energy）x技术（technology），强调每年每人获得的能量，认为技术决定思维方式，所以也称为“技术决定论”。

三、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

（一）新进化论或者新进化主义。同意斯图尔德等人观点的学者。

（二）新功能主义。60代后期，Rappaport把生态学和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出现了“新功能主义”的学科。他不像Steward一样，远离生态学，而是非常接近生态学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与自然环境是平衡的，人口、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体内平衡在研究中得到凸显。80年代之后，Rappaport将他们的新生态学进一步拓广，即象征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和历史生态学。

四、过程取向（“过程主义”），过程生态人类学

（一）人口统计学。研究人口统计变量与生产系统之关系。

（二）环境问题。人口对环境压力，及其应对方式

（三）适应战略。适应战略的形成和巩固。

（四）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包括人类学中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结构马克思主义等。

过程取向的生态人类学如同新进化主义生态人类学和新功能主义生态人类学一样，探讨的是人类人口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关系。

五、系统生态学

（一）生态学研系统生态学被认为是生态学中最小的研究领域，但对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系统生态学通过追踪能量、营养和信息的流动来量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典型的例子是池塘、草地和海岸的定量模型，人类也被纳入这种模型的分析之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在系统生态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韧性理论就是如此。究模式与系统生态学。

（二）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原始分类》。他们认为自然（宏观世界）和文化（微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人类认知和社会组织的基础，这种解释被民族志者所接受。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人类认知和社会组织的原始基础。这种见解被一代又一代的民族志学者所接受。在最初的Durkheimian范式中，社会范畴被投射到环境中，赋予它们普遍的意义，由此产生的思想体系被编码在宗教中。

（三）埃文斯-普里查德（E. Evens-Pritchard）《努尔人》，认为努尔人的时间观念体现出生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努尔人的“生态时间” 体现出的是人类与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关系，即生态过程；而“结构时间”则表明了社会结构中的彼此关系，如亲属系统，几乎较长的时间都是结构性的。努尔人的生态周期是1年，那些控制着人类迁徙活动的特征和提供牛的食物，水、植被、鱼等能将一年中的生态节奏转变成社会节奏。结构时间表明了自然变化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对于努尔人来说，所有的时间都是结构性的，因为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由生态学因素决定，而是由结构关系决定。努尔人是通过“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相结合来适应草原环境。

（四）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耦合。人类纪是一种行星尺度的现象，而人类学家和系统生态学家的方法适合研究当地的、社区规模的过程。尽管如此，变异从局部的规模开始，并不是很明显的转变为粗粒度的、平均的观点是有洞察力的。此外，近年来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都开始探索新的突发和非线性过程模型。非线性动力模型在其他社会科学中也很突出。但人类学家的出发点几乎都是一个详尽的人种学案例研究，而其他社会科学家则可能从一个正式的模型开始，并寻找方法来检验它。

六、认知和现象生态学

（一）认知生态学包括了很多，如民族科学、传统生态知识、民间生物学、环境认知、象征生态学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生态学、认知人类学和结构主义。

（二）文化生态学。认为环境知识和价值被理解为对特定环境的文化适应。文化生态学的重要性在1980年之后逐步衰落，但是，传统知识对于适应气候变化中又出现了影响，认为人类知识、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是研究的核心问题。

（三）认知人类学。关注自然过程和生物实体是如何被命名和组织成等级分类系统的。认知人类学寻求跨多种环境的通用知识形式，因此有必要对不同文化进行广泛的比较。换言之，环境知识在不同文化中无处不在。

（四）结构主义。也是结构系统与生物实体的分类关系，但是主要是对二元分类系统的偏爱。结构主义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在1980年之后也逐步衰落，对环境符号的分析与哲学和心理学的见解相结合的方法，又产生了一些影响。结构主义提出了一个关于心灵与文化关系的理论视角，其中，视觉艺术、亲属关系和神话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文化形式，心灵与物质世界是一种二元关系，经验意味着心灵与自然的辩证互动通过自然转换成文化。

（五）民间生物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自然世界非西方分类法的系统研究被称为“民间生物学”。人种学所确定的普遍性，从承认所有文化在其环境中都有关于物种的术语，反映了共同的系统发育过程，民间生物学扩展到其他形式的知识。近期的研究表明，分类信息不是简单地排序世界，而是连接多个物种的分类学结构，对物种功能相似性演绎和推理。

（六）环境人文学。一个专注于环境经验在高度退化的环境中的意义的独特领域（Morton 2009），引起了环境人类学家的兴趣。《景观研究》（Benediktsson & Lund 2010）和《物质文化》（Hallam & Ingold 2014）的选集将环境人类学的思想编织进了人文研究，这一观点开始在后期考古学(Tilley 1997)中产生共鸣。

七、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

（一）政治生态学可以追溯到摩尔根（1877年）、文斯-普里查德（1940年）和利奇（1954年）的时期。利奇的工作极为重要是因为他将政治组织中长期不稳定观念与生态限制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自然化。

（二）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对人类社会早期获取食物的状况，以及获取食物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问题，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个阶段都与生活资源的获得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940）。本书是研究努尔人政治制度的，但是，如果离开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就不能理解努尔人的政治制度。因为努尔人的政治制度与其生态环境是一致的。

（四）利奇（Edmund R. Leach）《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1954/2010商务印书馆）。在利奇写作的时候，对当地环境关系的密切研究开始在人类学、人类生态学、地理学和相关领域展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这些研究通过将人类引入自然环境研究，与传统的生态学研究彻底决裂。然而，由于他们对当地社会的严格关注——无论是人还是非人——他们忽略了权力、政治和国家。然而，利奇的工作极为重要，因为他将政治组织中长期不稳定观念与生态限制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自然化，为后来出现的政治和环境研究奠定了基础。

（五）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结果，是对依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即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依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因此，世界体系理论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如剥削和阶级冲突等，核心包括世界经济体系、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文明三个部分。对强大的全球力量最终被视为过度了，因为它似乎将所有能动性都定位在全球行为者的层面上，而没有一个能动性定位在地方社区层面。

（六）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后结构转向。福柯关于治理的著作，人类学对权力的运作方式有了更微妙的理解。人类学家们开始看到了更为复杂的“组合”和“摩擦”取代了全球“流动”的畅通和非区域化。调查人员对全球参与者和当地社区在保护项目，基础设施开发，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气候变化辩论中的互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权力和作用的研究中，最近的理论发展来自本体论的转变，即人类学家不仅要研究多种信仰系统，而且要研究真实世界的多样性。本体论转向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

（七）人类纪。气候变化的话语在政治生态学中再次凸显出来。一些学者将人类对全球气候的影响看作是地质的规模，并宣告一个新的地质时代的产生——人类纪(Crutzen 2002)。人类纪的起源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一种现代现象(Ruddiman 2013)。人类纪已经让人类学家与其他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 Crutzen和Stoermer最初提出的人类纪的开始以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60年代）和187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而另外的学者也跟进，认为1800年是人类纪的开始。人类纪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来临——人类活动已然与地质进程并驾齐驱乃至超越了后者，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类试图去征服自然，但无意间成为破话自然的主要力量。人类纪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然、人类以及二者之间的政治与历史关系，究竟谁会成为世界的终结。

人类纪的发展状况，表明人类和社会变成全球地质物理力量的当代纪元。

（八）气候变化与灾害。气候变化研究是新一代政治生态学对灾害研究的一部分。这是以平衡为基础的模型对非平衡为基础的模型的替换，帮助人类学家和其他人将灾害视为不那么特殊，而更具有社会根源(Oliver-Smith 1986)。气候变化的争论不仅挑战了我们对气候科学家的挑战，也对气候变化否认者提出了挑战。

气候变化三种观点：（1） 支持论者（也称为积极行动派）：认为由人为因素（主要是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时代已经到来，人类必须采取行动，避免未来灾难性事件的发生。气候变化的主流观点和话语得到学者、政治家、媒体人等精英的支持，人们认为，气候变化不仅发生，而且对第三世界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原住民社会的影响最大；（2）怀疑论者：认为气候变化没有预想的那么危险，IPCC的评估数据存在很多漏洞，IPCC的预测是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气候变化是“大骗局”，是让人类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因此，气候变化属于政治绑架科学，是“公有地的悲剧”和“冥王星”现象；（3）中间派观点：部分地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没有那么严重，人类社会还有远比气候变化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核武器、恐怖主义、减贫等。

人类学家的观点：支持气候变化的主流观点，人类学家通过对世界欠发达地区和原住民社会的研究，认为由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现象正在发生，并正在改变着原住民社会的生活，当地人看到和经历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他们那里，气候变化不是将来发生的事情，而是立即发生在他们身边并需要协商和应对的事情。气候变化的话语，已从科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维度，展现在国际舞台之上，人类学家如果忽略的此话题的话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介绍地方性知识/传统知识的概念及其各个学派（支持派/反对派）的主要观点。

灾害绝不是“自然的”。自然提供致灾因子——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等等——但灾害是在人为因素的帮助下产生的。我们无法防止火山爆发，但是我们可以防止火山爆发演变成一场灾害。主张使用Natural hazard，不主张使用Natural disaster。

纯粹的“自然”灾害是不存在的。许多致灾因子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飓风、洪水、干旱和地震。它们是“致灾因子”，但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它们会潜在地伤害人类、破坏经济和环境。当致灾因子导致灾难，使社区乃至整个国家没有外援就无法应对时，“灾难”就发生了，正如最近遭受地震袭击的海地。因此，灾害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自然”的。

八、总结

一、生态/环境人类学在1950-1980年间分为阶段：斯图尔德和怀特初期阶段；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过程取向的生态人类学。1980年以来环境人类学发展的简要概述集中在三个大主题上：系统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和认知科学。

二、环境人类学中经常从其他学科借用，反映了人类和自然系统沿着多种模式结合的现实。在我们寻求对我们自己、自然世界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更宏大的背景下，任何一项的研究都证明了学习和成长的无穷源泉。

三、生态/环境人类学有复杂的概念系统，相互交叉又有区别。如认知生态学、现象生态学、民族生态学、民间生物学、传统知识理论、民族植物学等都表示相似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表达。有学者指出今天的生态人类学也叫做环境人类学，不仅试图解释还要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概念和学科的争论在持续，并体现出多样性特点。

四、文化防灾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九、提问答疑环节

来自云南大学朱凌飞老师提问：

问：在没有发生灾害的地区是否可以进行灾害的研究？

答：完全可以做。研究灾害，研究灾害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文化里，大部分的宗教仪式都有防灾减灾的内容，不管是祭天、祭地、祭山神，都祈祷五谷丰登，这意味着防饥荒，防水、防干旱，祈求不要发生各种各样的灾害或者伤害。比如乡村中的“巫”，他会告诉你，要举行仪式了，否则你就会有“灾”。所以可以发现很多的宗教仪式其实是有防灾减灾的内容。另外我们的文化系统里面，虽然没有发生灾害，但一定有防灾减灾的内容在里面。这可以从建筑及其材料、选村寨的选址等等，从很小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文化防灾一定是未来很重要的内容，因此即使在没有发生灾害的地方，也可以做灾害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