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8日，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张继焦老师在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二楼报告厅为我院师生带来了题为“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特色小镇、乡村振兴中的新价值”的专题讲座。

  张老师首先引出关于各种“非遗”研究的现状，并指明以往研究中需要反思，亟待重建的本土理论阐释体系，由此根据他多年研究，所总结出来的新古典“结构-功能”理论。针对国内文化遗产研究的瓶颈，他指出了当前学术研究亟需跟上中国发展的步伐。张老师还围绕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网络化，针对经济领域所面临的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以及中央提出的“五大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提出了“九位一体分析法”。

“老字号”是张老师文化遗产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内容。通过分享对“老字号”的调研、他和团队探索出的“三个一”工作法和“四层次”分析法。 “三个一”包括：“一本皮书”，即以公开出版一本“老字号”绿皮书为目标，分年度汇集和展示“老字号”系列研究成果；“一支队伍”，即以“老字号”研究为抓手，建立起一支全国性的研究队伍，涵盖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学术人才，以及各省市“老字号”协会、“老字号”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一个学科”，即以“老字号”研究为抓手，推进企业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加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建设。 “四层次”分析法包括：微观层面，对“老字号”企业进行个案分析；第一个中观层面，把“老字号”企业放在某个产业链、行业、价值链、供应链中进行考察，对“老字号”企业的长寿秘笈和现代转型进行探究；第二个中观层面，从政府、市场之外的社会性因素的角度，探究“老字号”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宏观层面，将“老字号”企业放在政府、市场、社会性因素等复杂的关系中进行考察。

张老师还通过追问造成中国企业代际传承困难的根源，指出“老字号”企业的传承困难并非中国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他还以鹤仁堂、同仁堂两家中华老字号在1980年市场转型过程中，两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作为案例分析，总结出特定时期企业与政府“强关系-强发展”与“弱关系-弱发展”两种类型的关系对“老字号”自身发展的效应。

通过多年的积淀，结合李培林老师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研究，张老师还提出了“伞式社会”与“蜂窝式社会”两个概念。伞式社会指在社会结构这一关系资本领域的影响下，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的资源配置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企业在政府的政治权力庇护之下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配置机会。他再次以同仁堂在市政府保护下的发展壮大为例，说明了这种伞式庇护发展关系的逻辑运制。“伞式社会”用于观察“官方”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与之相对的“蜂窝式社会”用于观察“普通老百姓”自我开展的资源配置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考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侧面。“蜂窝式社会”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民营企业的“蜂窝”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互惠共赢网络：以家庭为中心、以价值链为中心以及以本族群为中心的“蜂窝”。

张老师还从企业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了老字号、老商街与城市复兴的关系。老字号、老商街与城市互相依存，互为载体。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中，基于文化遗产的优势是城市最难以替代、最难以模仿的、最持久的竞争优势之一。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之间包含着“并存”、“联结”等多元的关系。老字号、老商街作为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体现出来了几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新功能。在城市复兴的经济社会转型中，文化遗产必须要有新功能，才能够有存在和发展的新价值。

在总结部分，张老师将自己的研究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当前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表现出新的功能，而且可以形成新的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结构-功能”，由此，推动资源配置和促进内源型发展；二是文化遗产通过功能转变与结构转型，成为了推动城市复兴、特色小镇建设、乡村振兴等的内源性要素，使它们产生了一定的竞争优势，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撰稿/莫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