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上午十点至十二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原院长、资深教授周晓虹先生在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二楼报告厅进行了题为《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的讲演，这也是由云南大学社科处、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主办的“魁阁讲座”的第十二讲。本次讲演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赵春盛教授主持。
（摄影：董文）
周晓虹教授的此次讲演内容，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韦伯式命题与冲击—回应模式
国家与社会关系：另一种可能路径
东方主义批判与中国中心论的崛起
不同立场的比较和检讨
范式重构：从客体到主体再到主客体并置
下面依次做简要整理：
一、韦伯式命题与冲击—回应模式
在这一部分中，周晓虹教授着重讨论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关于中国是否能产生“理性资本主义（rational capitalism）”这一命题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及其二者的关系，也讨论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对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是否能产生“理性资本主义（rational capitalism）”这一命题，韦伯的这一命题为帕森斯后来毕生探索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基本内核：即理性资本主义之路就是现代化之路。作为韦伯和帕森斯理论影响的结果，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历史，这就是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西方冲击的结果，而中国对西方的冲击回应不力，最终导致近代化的失败，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种传统文化的情结。“冲击-回应”模式影响甚至左右了1950-1960年代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衍生了中国研究的诸种亚模式，最有代表性的是约瑟夫·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和詹姆斯·佩克的“帝国主义模式”。“传统-现代”模式认为中国的儒教与现代社会水火不容，中国的现代价值观念是西方冲击之结果，中国只有摧毁传统秩序，才能建立起新的现代秩序。“帝国主义模式”则认为中国的近代史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
（摄影：董文）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另一种可能路径
在这一部分中，周晓虹教授讨论了在冷战的世界大背景下西方研究中国的新范式：“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或视角），这一模式（或视角）主要讨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力运作问题，这是因为经过一系列风起云涌的革命后，原来的“冲击-回应”模式已经失去对新中国的解释力。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国家-社会关系，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形成了数十种互为联系又有区别的理论模式或范式，最具代表的是冲突模式和互动模式。冲突模式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一个全能主义或者高度集权的国家，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自上而下”的控制和“自下而上”的抵制，构成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旋律，换另一种说法，即国家对社会的强有力控制构成了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叙事主线，但社会或个人的抵制也仍然存在，虽然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进行的。到了后毛泽东时代，虽然公民意识、公民社会观念在中国兴起（如“天安门运动”或称之为“六四事件”），但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冷静的学者指出，鉴于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向国家全面挑战的关口。互动模式则认为，同国家与社会间单纯的控制或抵抗相比，其相互间的互动更充满了多元复杂性，包括相互间的妥协、渗透、调和与共生。妥协和渗透谈论的是毛泽东时代一个相对现代的国家和传统社会之间的互动；而调和与共生则着眼于后毛泽东时代新出现的社会或具有市民社会性质的社会与改革后的国家之间的互动，其中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王达伟提出的“共生庇护关系”观点以及戴慕珍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观点。
三、东方主义批判与中国中心论的崛起
在这一部分中，周晓虹教授主要讨论了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的批判与中国中心论的兴起这两个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批判了美国中国学界包括“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在内的诸种理论范式，他认为这些模式本质上“都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性”，“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柯文的“中国中心论”的提出受到了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或者“东方学”批判的启发。萨义德的著作（《东方学》）使人们意识到西方中国研究中有关“中国”的表述实际上是镶嵌在西方研究者的话语中，并非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而是东方在与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关系中所处劣势地位的符号。柯文提出“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并为此确立了四部基本策略：（1）“从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2）在横的剖面上，以区域、省份或者地方为研究中心；（3）在纵的剖面上，要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阶层，而且要重视对社会下层的研究；（4）借用历史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和研究技巧，并力求将此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当然，柯文并不否认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但他还是力图强调“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
四、不同立场的比较和检讨
周晓虹教授认为，虽然“冲击-回应”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两种研究路径存在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代（以1949年为界）和关注的主题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但是这两种分析路径，以及两种分析路径下的诸种不同范式，不但都是将中国仅仅作为研究客体，而且都是建立在某种相互对立的二元分析结构之上的。随后周晓虹教授分别对“冲击-回应”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以及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做了检讨。周教授认为“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的理论背景是战后流行于美国学界的现代化理论，而柯文虽然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倡“在中国发现历史”，但并非帮助“中国发现历史”或者“与中国共同发现历史”，柯文实际上仍然将中国置于中国研究的客体位置，这种“主体性的悬置”并没有真正改变西方中国研究的“东方学”性质。而“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一方面国家-社会关系是从西方历史中派生出来的分析模式，是否能够有效地用于说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不仅也是一种二元分析模式，而且事实上他所反映出的思维构架及其理论预设和传统-现代模式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其翻版。
（摄影：董文）
五、范式重构：从客体到主体再到主客体并置
在这一部分，周晓虹教授主要讨论了中国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并提出了“多元的主客体并置”这一观点（概念）。
关于中国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周晓虹教授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是不是只有中国本土的研究者或具有中国学术主位的研究，才能认识或更好地认识中国？
是不是只有一种学术主位或者主体性，或者说，“认识中国”的重任是不是只有由中国学者单独来承担？
关于第一个问题，周晓虹教授认为，由本土的学者研究具有本土性的问题，固然有诸多好处，但也存在很多限制因素，如本土学者往往持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用王铭铭的话说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的东方学”，这会使研究陷入民族中心主义的泥潭，还会成为民族矛盾或冲突的诱因和工具。此外，本土学者还受到本土的制度、结构、自身的社会地位、声望等影响，尤其来自官方、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都会严重影响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关于第二个问题，周晓虹教授认为没有理由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非中国研究者排斥在中国研究之外，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坚持和寻找自己的主体性。周晓虹教授认为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改变以往以世界（即欧美）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分析对象）的研究范式，代之以“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研究范式这一提法很有启发意义，这不仅在于他希望在中国研究中确立其本国的主体性，更在于他无意于用一种主体性取代另一种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周晓虹教授提出了多元的主客体并置的研究方法。
周晓虹教授说，多元的主客体并置的思路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反思人类学提出的“文化并置观念”，但又更为复杂，因为被并置在一起的、相互关照的主体和客体本身是多元的。具体到一种新的中国研究范式中，不仅原先处在客位的中国的研究者或者作为研究客体之成员的中国人现在正在努力确立自己的学术主体性，而且在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升的过程中，非中国的研究者为了真正获得理解中国这个“他者”的能力，也在尝试经过沟口雄三所说的“他者化”而成为中国研究这个轨迹型学术活动的思考或影响对象。
最后，周晓虹教授总结说，一个真正现实的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和研究范式应该是主客体并置的，这种并置不仅在于中国研究是一个既有中国人也有非中国人参与其间的研究领域，也不仅在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本身就处在于一种主客转换的位置之中，而且在于不同的研究主体之间甚至研究主体与行动主体之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升，完全能够通过相互间的理解产生某种共识或者知识的共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