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特纳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发表演说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时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特纳的边疆假说不仅在美国历史研究中影响深远，也对拉美历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拉美国家，19世纪末以来，对于拉美边疆地区的研究逐步引起了历史学者的重视，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观点。了解这些学术观点，无论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特纳的边疆假说，还是对于研究拉美的边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特纳的边疆假说对拉美史研究的影响

在讨论之前，有必要首先对“边疆”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初步的界定。特纳认为，边疆(frontier)是定居的地区与未定居的地区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分界线，或者是“文明”在向“野蛮”或蛮荒地区推进的地区一个狭窄的边缘地带。在这里，边疆是一个开放的、扩张的区域。在欧洲和拉美，与北美不同，frontier（以及同词根的西班牙语frontera、葡萄牙语fronteira）被看作“穿越密集人口的加固的边界线”，是国家主权的分界线，即边境(border)或边界(boundary)。①在拉丁美洲，特纳含义上的“边疆”一般不使用frontier一词，而是其他具体的词汇，例如在巴西历史学中，“内地”或“腹地”(serto)一词才大体上与特纳含义上的“边疆”相当。在历史上，自哥伦布时代至今，整个美洲都经历了一个或几个边疆阶段。最初，欧洲人将整个拉美地区看作被印第安人占据的边疆地区，但是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土著人社会组织、人口密度通常决定着欧洲人征服和开拓这些地区的方式。例如，有的地区，如智利南部和墨西哥北部，游牧的印第安人凭借游击战术长期维持自身的独立性，而在另一些地区，如墨西哥谷地和安第斯地区，印第安人农耕社会被殖民者整合进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后一种情况下，当不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边疆了。而那些印第安人继续抵制融合与同化的地区，则依然被看作是边疆。②

在美国学术界，对于拉丁美洲边疆的研究受美国“边疆学派”的影响较大。特纳认为，与欧洲不同，北美的边疆位于“自由土地这一边的边缘”(the hither edge of free land)，是一个移民边疆(a frontier of settlement)。根据他的理论，边疆向“自由土地”的不断推进是塑造美国特性的最重要因素。边疆经历使美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自由土地”的存在为美国人提供了欧洲人所不享有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在边疆地区求得生存的斗争，要求新来者简化生活方式（特纳称之为“回归原始状态”），这为西部人提供了重建社会的机会。特纳认为，在自由的边疆土地上定居和生存的过程塑造了美国人的特性和制度，加速了不同种族集团的移民的融合，使得年轻的美国得以“巩固”和“民族化”，促进了社会和政治民主。在他看来，美国的显著特征，如创造性、实用主义、好奇心、不断进取的精神、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一切的形成都要归功于边疆的开拓。特纳还认为，边疆不仅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而且是化解非边疆地区社会压力的“安全阀”。失业者可以简单地打起包裹前往边疆地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由此缓和了一个贫困的社会下层阶级可能给城市地区带来的压力。③

特纳的“边疆假说”一经提出，很快就被有的学者用以指导研究拉丁美洲的边疆史。特纳本人多次建议对与美国形成阶段有着类似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研究，以此对他的“边疆假说”进行检验。他更具体地指出，南美洲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很多历史学家响应特纳的主张，倡导对北美洲和南美洲进行比较研究。④早在1917年，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赫伯特·尤金·博尔顿就写到，需要用“特纳的洞察力”研究“西班牙美洲的边疆”。1932年12月，他在一次演说中提出，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体制和殖民经历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任何与边疆环境和土著人类发生接触的地区都有改变欧洲人及其制度的趋向。这对撒克逊殖民地和拉丁殖民地是同样真实的。”他举例说，“巴西向安第斯地区的推进与美国和加拿大的西进运动极其相似。”⑤1940年，博尔顿的博士研究生、密歇根大学教授阿瑟·艾顿在加利福尼亚历史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拉丁美洲的边疆》一文。他认为，拉丁美洲边疆的主要发展阶段是清晰的：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官员促使殖民者向未占据的土地推进，此时拉丁美洲的边疆最接近正在不断扩展的美国西部；拉美国家获得独立后，帝国的统一消失了，边疆的推进仍沿着殖民地时期的边疆继续，但是失去了统一的方向和有效的协调；19世纪末，外国资本和移民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重新开始了边疆的扩展；到20世纪，在整个拉丁美洲，尚未耕作的土地仍然召唤着人们前往边疆地区，但同时，过度的城市化也带来了从边疆地区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从而在有的边疆地区出现了“空心边疆”(hollow frontier)。他的结论是，“如同别的地方一样，拉丁美洲的边疆条件促进了个人主义、自立性、民主、主动性和尽管受到严密控制但依然积极尝试的精神的发展。”⑥后来，约翰·弗朗西斯·班农也发表文章，认为商人、士兵和牧场主的“边疆类型”(frontier types)在整个美洲都是相同的。⑦小唐纳德·沃伦更具体地指出，葡萄牙巴西的边疆与盎格鲁美洲的边疆“相互间的共性”比二者与“西班牙美洲的传教团和要塞模式”之间的相似性都要大。⑧

有的学者进一步将特纳的“边疆假说”扩及全球的视域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得克萨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瓦尔特·普雷斯特科·韦布(Walter Prescott Webb)，韦布考察的对象不是拉丁美洲范围以内的边疆，而是将整个美洲看作西欧的巨大边疆的一部分。在1951年出版的《大边疆》一书中，韦布对特纳提出的美国边疆“甚至从根本上影响了旧世界”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特纳集中讨论的是边疆如何培育了民主、个人主义和美国的动力，而韦布则将视野扩大，观察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大边疆”如何使得整个欧洲更加民主、资本主义更加蓬勃发展。韦布与特纳一样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中心论者。在他看来属于欧洲的边疆的地方，例如库斯科和特诺奇蒂特兰，在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眼中则代表了中心。

韦布的理论赢得了很多支持者，其中芝加哥大学的威廉·麦克尼尔称赞韦布的大边疆思想是“通过承认我们的过去是文明扩张的全球进程的一部分，重新评价这个国家历史的恰当框架”。⑨与其他许多学者一样，威廉·麦克尼尔将边疆看作一个特别充满活力的地方，因为这里常常将具有不同技能水平的人集中到一起，并迫使一方或者双方进行调整。根据他的总结，由此造成的转变，“在我看来是历史变革车轮的主要推动力”。⑩但与特纳和韦布不同，威廉·麦克尼尔认为“文明扩张的进程”也存在着黑暗的一面。“我们的祖先如此珍视的进步和自由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它们的对立面——奴隶制和所有那些妨碍这一进程的非欧洲文化和社会的被摧毁——也一样。”(11)巴西历史学家若泽·奥诺里奥·罗德里格斯(José Honório Rodrigues)也批评韦布的理论过分依据于美国的例证，他在1963年写道，“韦布的论题……有时看上去像一个得克萨斯人对于现代世界历史的概念，因为他将对于北美边疆而言是特殊的、典型的事实加以普遍化了。”(12)罗德里格斯说，没有一个单一的“大边疆”，西欧也不是一个单一的“中心”。正如英国不同于西班牙，西班牙不同于葡萄牙，作为欧洲“边疆”的西、葡属美洲和英属美洲也是不同的，“热爱工作，追求效率，信仰自由、利润、竞争、机械、社团，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巴西或西班牙美洲的特征。”(13)

美国历史学家雷·艾伦·比林顿虽然是特纳理论的支持者，但他也指出，特纳过分强调了边疆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实际上，人们从中心地区带到边疆的文化和制度在边疆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边疆环境本身更为显著。他说，“不要误导人们以为边疆能够影响边疆人的个性或行为方式的主要变化。正如人们今天的行为方式一样，边疆开拓者的大多数习惯和信念是被传播而来的，仅仅因他们生活其中的不断变化的文化而发生了轻微的变更。……具备不同背景的个人对于相同的自然环境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14)

二、拉美边疆史研究的发展

在拉丁美洲和在北美一样，19世纪末以前，边疆一直没有在历史学领域引起太大的兴趣和关注，因为无论在北美还是拉美的历史学都深受欧洲传统的影响。例如，在葡属巴西的历史学领域，16、17世纪葡萄牙巴西的编年史局限于对土著居民、沿海环境和定居点的描述。18世纪后，葡萄牙巴西的历史学家才逐渐认识到内地在新世界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佩德罗·塔克斯·德派斯·阿尔梅达·莱莫(Pedro Taques de Paes Almeida Leme)和加斯帕尔·德马德雷·德乌斯(Gaspar de Madre de Deus)撰写的关于圣保罗高原的著作，被认为“最早讲述了内地开拓的生动故事，这不是‘葡萄牙美洲’的故事，而是真正的巴西的故事。”到19世纪，内地在巴西的历史著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忽视对内地的描述的历史学著作开始受到批评。(15)

1889年，巴西著名历史学家若昂·卡皮斯特拉诺·德阿布雷乌(Joo Capistrano de Abreu)发表了《古老的道路和巴西的定居》一文，成为巴西历史研究中经典性的文献。卡皮斯特拉诺将巴西历史的研究对象从与欧洲有着明显联系的沿海地带转向此前很少被了解的内地地区，强调内地在巴西的发展和巴西民族特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卡皮斯特拉诺指出，内地塑造了真正的巴西，塑造了可靠的民族真实性。沿海居民只有在背离大海、深入内地时，他们才摆脱了欧洲的影响而实现了巴西化。在《古老的道路和巴西的定居》一文中，卡皮斯特拉诺强调内地探险和定居、强调内地陆上与河流的交通网络对于国家统一的影响、强调几个世纪以来巴西人心理状态的变化。他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内地和开发并定居内地的人们。他指出，在巴西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两种超越其他一切的历史趋势，这就是疆域的扩张和国家的统一。(16)

值得注意的是，卡皮斯特拉诺提出关于巴西的边疆及其对于巴西国家形成影响的理论比特纳提出“边疆假说”在时间上要早4年。虽然两人对对方互不知晓，但可以设想，在相似的文化氛围中，在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和力图使本国史学民族化的努力中，两人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边疆对各自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卡皮斯特拉诺对于巴西边疆及其作用的解释所引起的讨论远比不上特纳的“边疆假说”，二人之间的相似性也没有引起历史学者太多的关注。(17)

进入20世纪后，边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拉美历史学家的重视。有的学者同意特纳、博尔顿和艾顿的观点，认为边疆经历改变了欧洲人和他们的制度。例如，阿根廷历史学家艾维·克莱门蒂认为，边疆是理解拉丁美洲的“解释性钥匙”。(18)墨西哥学者西尔维奥·萨瓦拉也认为，美洲的环境对新来者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应对新奇、粗糙和陌生的生活，不论是在阿根廷的大草原、巴西的内地、美国的草场还是加拿大的森林。(19)西尔维奥·萨瓦拉指出，在拉美一些边疆地区如墨西哥北部、智利南部、阿根廷的潘帕斯，殖民结束后很久西班牙人依然面临着敌对的印第安人的潜在威胁，在这些地区可以发现特纳所说的边疆地区的个人主义、社会平等和进取心的痕迹。(20)巴西历史学家吉尔贝托·弗雷耶尔(Gilberto Freyre)指出，在巴西，“‘流动的边疆’”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文化混合体的形成。”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únior)认为，“巴西人极端流动性”的根源在于“对于流动边疆的支配性的关注”。他甚至指出，巴西人“经常流动，没有明显的原因，仅仅是模模糊糊地希望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前景。”(21)巴西历史学家卡西亚诺·里卡多(Cassiano Ricardo)认为，巴西的“旗队队员”(bandeirante)(22)向内地的探险促进了巴西的民主，正如特纳认为西进运动促进了美国的民主一样。“旗队”（或“内地探险队”）产生于民主的环境中，因为在沿海甘蔗种植园和养牛场那种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中是不会存在的。“旗队”的流动性特征所需要的一种非集中化的政治组织，使之成为自治政府活生生的实验。这种初步的民主制之中的选举过程使得“人民的愿望得以实现”、相当于“真正的公民投票式的决策过程”。(23)

三、拉美边疆史研究对边疆假说的修正

在拉丁美洲，更多的学者并不认为他们的边疆以特纳所设想的方式对于伊比利亚人产生了改变的作用，在他们看来，边疆并非一个通过暂时“回归原始状态”产生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社会重建的地方。相反，在绝大多数19世纪的拉美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看来，他们的边疆是一块充满暴力、野蛮的地方，它产生专制而非民主。19世纪，这种观点在阿根廷思想家、政治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总统（1868～1874年）的笔下得到了经典性阐述，他的著作《文明与野蛮：胡安·法昆多·德基罗加的一生》 (1845)，将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代表的欧化城市“文明”与阿根廷潘帕斯牧场上猎取野牛的高乔人(gauchos)的“野蛮”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萨米恩托对边疆人的蔑视体现了19世纪拉美知识分子将城市等同于进步、将边疆等同于无知和原始的立场。(24)显然，多明戈·萨米恩托并不指望边疆改变阿根廷，相反，他希望19世纪的欧洲文明将改变阿根廷的边疆——根除西班牙移植而来的边疆特征，以及其“邪恶的传统”和“另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关注点”。

甚至到20世纪，特纳的理论在美国历史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之后，拉美土生土长的历史学家对它却并不热情。特纳的论文虽然在美国的历史学界影响深远，但直到1960年才在马德里、196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翻译出版了西班牙文版。墨西哥著名历史学家埃德蒙多·奥戈尔曼(Edmundo O' Gorman)在1961年写的一段话反映了一种极为普遍的观点：“从美国历史学家特纳赋予边疆这一概念变革性动力的含义上看，拉丁美洲从来就不是一块边疆土地，相反，它是移植和嫁接的对象。”西班牙著名拉美史学家吉列尔莫·塞斯佩德斯(Guillermo Céspedes)也批评特纳“过分注重地理因素，相对忽视文化因素”。他指出，人类对边疆的反应是不同的，“人们只是在文化上和技术上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才能深入边疆”。(25)

也就是说，在多数拉美历史学者看来，特纳所描述的北美边疆与拉美历史学家所知的边疆之间的差异性远远大于相似性。秘鲁思想家维克托·安德列斯·贝朗德(Victor Andrés Belaúnde)在1923年以英文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特纳的理论中，美洲边疆中最根本的因素——“自由土地”——的重要性远比不上土地的潜在利用价值。他说，只有可到达的、能够生产产品的土地才是有用的。由于拉丁美洲的很大部分土地属于热带雨林、山脉边缘或高地，其“人文价值”(human value)是很低的。贝朗德的结论是，特纳意义上不断扩张的边疆很少出现在拉美，因为拉美土地中如此众多部分不能被有效地开发。此后一些对拉美边疆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26)

针对边疆环境促进了民主制的观点，巴西历史学家克洛莫尔·比亚纳·穆格(Clomor Vianna Moog)在对巴西与美国的边疆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只有在美国，有利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才为从野蛮向文明转变的社会进步提供了有益的环境。而在巴西，很多不同于北美的不利因素阻碍它的发展，例如，巴西赤道地区易于被侵蚀的土壤不同于美国中西部的“富含化学物质的土壤”，巴西大部分地区酷热潮湿的气候不同于美国温和的气候，而葡萄牙—巴西文化、种族和宗教与盎格鲁—美国也有着极大的差异。与卡西亚诺·里卡多的观点相反，克洛莫尔·比亚纳·穆格认为，在巴西，“旗队队员”是这个国家发展的负面力量，是一种“不稳定的、榨取性的”因素，而美国的西部牛仔则是“进步的、建设性的”。(27)

有的学者发现，在拉丁美洲，欧洲人建立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过程中，试图复制伊比利亚半岛的乡村和城镇生活。例如，阿利达·梅特卡夫研究发现，与特纳所设想的美国边疆不同，巴西人在他们的边疆复制了一种等级制的阶级体制，妨碍了边疆地区成为一块充满机会的土地。在巴西，白人精英家庭操纵政治以保证他们从边疆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中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然后将这些财富传给他们的后代。虽然巴西的边疆也为来自社会底层的人获得独立和自主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精英们阻止了大多数人向上流动的机会。(28)梅特卡夫在她后来出版的著作中解释了精英家庭如何将边疆转变为“巴西社会不平等的发源地之一”，这一论点对整个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应该也是适用的。(29)理查德·斯拉塔也指出，在拉丁美洲的畜牧业边疆区，尽管一个小牧场主有可能与他所雇佣的一两个劳工之间形成某种类似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是从总体上看，拉美边疆的畜牧业中复制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阶级间的差别。种族、财富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白种人歧视有色人种，白人控制了边疆地区的财富，正如他们在其他地区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机会一样。(30)

特纳认为，边疆不仅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而且是化解非边疆地区社会压力的“安全阀”。在拉丁美洲，有的边疆的确发挥了“安全阀”的作用。经济学家詹姆斯·希沃斯提诺维克斯通过对哥斯达黎加西南部的偏远省份佩希瓦列(Pejibaye)的研究认为，边疆移民向上的社会流动通常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地”达到的，到边疆定居者首先在一个边疆地区获得资本，然后迁到一个新的地区。希沃斯提诺维克斯提出，通过他称之为“两步的”迁移，向上流动通常发生在巴西和北美边疆，同样也发生在哥斯达黎加。(31)与西沃斯提诺维克斯不同，英国经济学家乔·福韦瑞克在对1930以来巴西边疆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经常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而非缓解暴力的安全阀。他得出结论说，国家支持地主以暴力将农民驱赶出已耕种多年的土地，农民也诉诸暴力试图捍卫自己已耕作多年但没有明确所有权的土地。因此，根据福韦瑞克的观点，巴西边疆的状况没有为勤劳的个人提供机会。(32)为争取土地所有权，农民与官僚、士兵或受雇暴徒之间的暴力交锋在整个拉丁美洲都是普遍性的。于是，在国家利用暴力控制穷人、阻止他们获得土地的边疆地区，一种暴力性的无法无天的文化被滋生出来，阻碍了特纳所投想的边疆环境所催生的民主制度的发展。例如，历史学家凯瑟琳·莱格兰德认为，哥伦比亚大地产扩展到边疆致使农民丧失土地，是这个国家声名狼藉的十年内战（1948～1959年）期间地主和租佃人之间剧烈冲突的根源，并为“游击队团体在今日边疆地区成功地建立起群众基础提供了一个解释”。(33)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叛乱中。不仅边疆地区的欧洲人——无论富人还是穷人——相互之间进行争斗，他们还同样使用暴力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很多学者考察了巴西对亚马孙地区的开发给当地印第安人带来的巨大伤害，如理查德·莫里西认为，在拉美的畜牧业边疆，牛仔们只能为了获取微薄的报酬而辛苦劳作，很少有进入土地所有者阶层的机会。(34)

上述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认同、甚至否定特纳的观点，但是他们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特纳如出一辙。他们认识到，拉丁美洲的边疆在塑造新的伊比利亚美洲社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地区，边疆的影响与特纳所设想的边疆对于美国的影响大相径庭，拉美不同地区的边疆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纳的“边疆假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本文在参照特纳的“边疆假说”的基础上，对西方学术界对于拉美边疆及其作用的研究中提出的某些观点进行了介绍和简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远非全面，很多重要成果本文还没有涉及。拉丁美洲的边疆史研究正不断地深入，并逐步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新的思想和观点不断涌现，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本文原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6期，限于篇幅，转载时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