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章立明

摘要：内容提要中南半岛上从西到东分布着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7个国家, 其山川河流与中国西南地区同脉同流。山川大多南北走向, 是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的向南延伸部分, 自西向东分布的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公可和红河也均源自我国, 在这些相间排列的山川中形成无数的山口和隘道, 成为中国西南-东南亚族群迁徙流动的桥梁与通道。自19世纪中叶以来, 东南亚地区经历了民族国家形成与族群融合的巨大变迁, 而诸多生活于其间的跨境族群自始至终都是这一进程的目击者与亲历者, 他们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生活实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研究为阐释东南亚史提供了文化框架与底层视角, 有利于我们从地缘与族群的角度来进行中国西南-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局势的研究。

关键词： 人类学研究 中南半岛 山地族群 跨境流动

一、中南半岛的山地跨境族群概况

东南亚的中南半岛 (Indo-China Peninsula) 是世界上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多样性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 19世纪中叶以来, 在东南亚民族国家形成与族群融合的巨大变迁中, 中国西南-东南亚跨境族群自始至终都是这一进程的目击者与亲历者, 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学聚焦中南半岛的山地跨境族群, 通过梳理人类学民族志关于东南亚跨境族群书写与阐释, 能让过度压缩与简化的东南亚史重获鲜活认知, 也有利于我们从地缘与族群来研究中国西南-东南亚的非传统安全局势。中南半岛旧称印度支那半岛 (Indo-chine Peninsula) 是南亚次大陆和中国西南之间的陆地连接部分。1883年, 科洪用极富文学色彩的“Chrysê”⁽¹⁾ 一词来指称从印度到中国南方之间的广大地区;2005年, 森德尔则用米佐-库基-钦 (Mizo-Kuki-Chin) 语中的“Zomia” ⁽²⁾ 一词来指称从印度东北经缅甸、泰国、老挝、越南, 直到中国云贵高原的广大区域;2009年, 斯科特再对地理概念“Zomia”进行了文化解读, 意指一种“游离于平原低地政府统治之外的山地族群的社会状态”。 ⁽³⁾ 其实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 从事泰国北部山地研究的学者就开始用“山地部落民” (Hilltribes) 和“高地人” (Highlanders/Uplanders) 等词来指称这些居住在高地丛林、以山地农业为生的非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少数群体。这些山地族群⁽⁴⁾ 的种族来源、具体人数以及生产方式将是本文的关注点之一。

(一) 中南半岛的山地跨境族群

中南半岛的山地族群大多是从中国西南地区迁徙而至的蒙古人种, 按照语言谱系的分类法, 他们分属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和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苗瑶和傣泰-壮侗三大语族的不同语支。依据现有的人类学民族志资料, 我们将主要关注汉藏语系中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中的六个族群。

1. 藏缅语族中的哈尼族 (阿卡) 、景颇族 (克钦) 、拉祜族和傈僳族

在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中, 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有景颇族、独龙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傈僳族、阿昌族和怒族等, 我们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族群进行考察。

阿卡 (Akha) 阿卡是哈尼族的一个分支爱尼的自称, 同样, 中南半岛的阿卡通过父子连名制的谱系来保持与祖先的传承关系, 即“生活过程中的历史连续性特别为族人所重视”⁽¹⁾ , 因此, 本文把阿卡与哈尼族视为同一族群。从13世纪起, 哈尼先民 (和蛮) 就开始由中国的西南地区南迁至缅甸东北部、泰国 (1939年之前称暹罗) 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的密林之中, “直到19世纪末还有阿卡人从缅甸进入泰国北部山区”。 ⁽²⁾ 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哈尼族/阿卡共有200多万人, 其中“中国哈尼族人数为163万人, 越南2.4万人, 老挝6.7万人, 缅甸25万人和泰国9.5万人”。 ⁽³⁾

克钦 (Kachin) 从11世纪开始, 居住于独龙江流域的景颇先民 (寻传蛮)就开始沿江而下西迁至伊洛瓦底江的江心坡一带, 1824年, 英国把阿萨姆地区划归印度, 定居其上的克钦人就变成了印度新坡人 (Singpho) , 克钦成为了生活在中缅印三国的跨境族群。尽管克钦内部各支系在语言上不尽相同, 但“整个克钦山地克钦文化本质上是统一的”, ⁽⁴⁾ 因此, 本文也把克钦与景颇看作是同一族群。目前, 景颇族/克钦共有130余万人, 其中中国景颇族人数为14.7万人(2010年) , 缅甸115万人 (2000年) , 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即我国的藏南地区) 和阿萨姆邦也居住着上千的克钦人。

拉祜 (Laho/lafu) 从18世纪末开始, 拉祜人开始从云南向缅甸迁徙, 有三次大的迁徙, 而“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58年前后”。 ⁽⁵⁾ 20世纪以来随着缅甸局势恶化, 拉祜人又陆续迁往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目前拉祜族共有80余万人, 其中中国的拉祜族人数为48.5万人(2010年) , “缅甸15万人 (2001年) , 老挝1.49万人 (1995年) , 泰国8.7万人 (1998年) 和越南0.53万人 (1989年) ”。 ⁽⁶⁾

傈僳 (Lisu) 19世纪初叶, 居住在怒江、独龙江流域的傈僳人开始一路向西进入缅甸, 学界对傈僳的族称有多种解释, 其中有一说是指“已经下来的人”, ⁽⁷⁾ 即从怒江、澜沧江源头来到缅甸和暹罗的人。从19世纪末期开始, 傈僳人又开始迁往印度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目前傈僳族共有120多万人, 其中中国傈僳族人数为70万人 (2010年) , 缅甸40万人 (2007年) , 泰国5.5万人 (2006年) , 印度7万人 (2008年) , 老挝和越南也有少量傈僳人。1980年以后, 经联合国难民署转介安置到欧洲各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傈僳人大约有0.05万人。

2. 苗瑶语族的瑶族 (勉人) 和苗族 (赫蒙, 又称蒙人)

瑶族和苗族同属苗瑶语族, 其先民早在隋唐时代就通过云南、广西等地迁往中南半岛, 虽然不同支系的迁徙时间不同, 但这一过程“直至本世纪初 (20世纪) 还在继续着”, ⁽¹⁾且在中南半岛的多个国家之间不断地迁徙。1978年, 白鸟芳郎 (Shiratofi Yishiro) 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中就记载了一个盘姓瑶族老人一生的迁徙经过。“盘进清出生在老挝的吞考, 一个月大时就随全家迁往泰国的吞窝, 12岁时再次迁往泰国的南拉村, 29岁时又迁回到老挝的普清, 34岁时再度迁往泰国的会里村, 44岁又迁往泰国的南老村, 直到55岁时, 他才迁到了现在的居住地——泰国的博锡良村”。⁽²⁾ 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后, 大量滞留在泰国的勉蒙难民才陆续迁往欧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

勉人 (Mien) 中国瑶族有28种自称, 近百种他称, 其中以“勉”或“门”为自称的占瑶族总数的60%以上, 因此, 本文使用勉人来指称瑶族。目前全球瑶族人口共有340万余人, 其中生活在中国的瑶族人口有279.6万人 (2010年) , 其余的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从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来看, “海外瑶人总人口为60万人, 其中越南50万人, 泰国3.61万人, 老挝3万人, 缅甸0.1万人, 美国2.5万人, 加拿大0.1万人, 法国0.1万”。 ⁽³⁾

赫蒙 (Hmong) 以赫蒙来指称苗族并不十分恰当, 中国苗族由三大支系构成, 赫蒙只占了其中的1/3 (2010年中国苗族有942.6万人, 其中赫蒙为320万人) , 但境外生活的苗族则以赫蒙居多, 如“越南78.7万人, 老挝46万人, 泰国14万人, 缅甸0.2—0.3万人, 美国27万人, 法国15万人, 澳大利亚0.24万人……全世界有将近500万的蒙人”, ⁽⁴⁾ 占了全球苗族人口总数的50%。

(二) 山地跨境族群生活的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

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因其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而得名, 一般来说,他们生活在海拔1000—2000米之间的热带雨林中, 如勉人在越南北部的16个省都有分布, 且人数都超过万余人。1980年之前, 山地族群主要从事的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和渔猎方式为辅的山地复合生计方式。

1. 山地跨境族群生活的自然环境

山地跨境族群主要生活在中缅 (2185千米) 、中老 (505千米) 和中越 (陆地部分1450千米) 的国境线上, 或者是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北部和东北部山区, 这些区域也是以上国家的国境交界处, 如缅泰两国之间的景栋地区, 以因种植罂粟而闻名于世的金三角就在泰国北部、缅甸东部和老挝西北部三国相交的三角形地带内。

从地形上看, 中南半岛的地势北高南低, 而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又有所不同。如缅甸的东、北、西部均为高山和高原, 西部是那加丘陵和海拔在1800米以上的若开山脉, 东部是海拔在1000—1300米的掸邦高原。泰国北部主要是海拔在1600米左右的高地丛林, 东北部是海拔在100—300米的呵叻高原。老挝更是一个多山地的国家, 国土面积的80%是山地和高原, 东部是长山山脉构成的高原, 最北边是海拔在2000—2800米的川圹高原。柬埔寨的东部、北部和西部也是山地和高原, 大部分地区均被森林覆盖。越南的地势是西高东低, 境内3/4的山地和高原都集中在北部和西北部。

从地图上看, 山地跨境族群生活的高地丛林都集中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北纬20度线附近, 这里的山林连绵数千里, 是亚洲最大的热带雨林区。在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 这里气候炎热, 雨量充沛, 季节差异不明显, 生物群落演替的速度极快, 而数以千计的植物种类为生活在这里的族群提供了可供食用的根、茎、叶、花、种子和果实, 有利于他们形成与自然条件相匹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2. 跨境族群从事山地复合农业生产

在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区, 由于从事采集和渔猎的劳动投入与得到食物的回报比例是最优的, 因此, 山地族群大多以随用随采 (猎) 的方式来获取食物资源。而为了扩大食物的来源, 他们也从事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 如清人毛奇龄在《蛮司合志·两广一》中提到:“种芋菽为粮, 截筒而炊”。 ⁽¹⁾

截止20世纪50年代初,在云南澜沧江以西的地区, 西起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中经临沧和思茅地区西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东达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部, 横亘着一条横跨千里的“滇西南刀耕火种带”, ⁽²⁾在这一地带内生活的拉祜族、怒族、独龙族、基诺族、德昂族、景颇族、傈僳族、佤族、布朗族以及苗瑶的一部分大都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与其说是以上族群把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带到了中南半岛, 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追逐可以开垦的山地而向人烟稀少的东南亚一路迁徙, 从而完成了生产方式上的跨境流动, 如金平的拉祜人“通常每隔1年就短途移徙耕作居留地一次, 每隔3年又重返故地利用那些已经休闲期满的耕地, 每隔12年左右就不辞长途跋涉到另一片原始森林”。 ⁽³⁾

由于中南半岛的人口不断增长, 可供轮歇的土地面积严重不足, 再加上民族国家形成后不断强化的国土意识, 使得山地族群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民族国家大多把改变山地族群的游耕方式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 刀耕火种被贴上了“落后农业”的标签, 山地族群更被指责为“森林的杀手”。据泰国林业厅估计, “泰北地区每年每户毁林面积1-—5公顷。1973—1977年的卫星照片显示, 北部森林面积从9.5842万平方公里减少到6.8588万平方公里, 平均每年减少5.69%”。⁽⁴⁾ 于是, 从上一世纪下半叶开始, 刀耕火种这一最能适应热带雨林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终于走到了末路尽头。

二、人类学民族志中的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19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之所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与西方国家不断拓展海外殖民地关系密切。旅行家、商人、记者以及传教士源源不断地深入中南半岛的内陆腹地, 留下了大量山地族群的族源、文化和语言方面的描述和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区域研究使得人类学介入到山地族群的社会发展与“宗教心理战”当中, 强化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随着人类学理论与知识的传播, 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也开始运用人类学来书写自身的身份认同与族群意识。在对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的民族志研究中, 人类学本身也实现了自身的知识更新与方法嬗变。

(一) 作为殖民主义副产品的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1840年以后, 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使得活动于中南半岛的探险家、记者、殖民地官员以及传教士等得以在印度支那-中国内地之间穿梭旅行, 他们开启了中南半岛山地族群经济、历史、文化的书写历史。一般说来, 这些游记、见闻录与传教报告还称不上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 但是毕竟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可观的素材及不少有用的线索。其中的某些研究结论引发了激烈争论, 让人类学研究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备受批评与责难。

1. 游记与见闻录中的印度支那-中国内陆族群

从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首航印度开始, 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相继侵入中南半岛, 但是直到19世纪初, 西方殖民者只是在中南半岛的沿海港口建商馆和修兵站, 并未深入到其内陆腹地。到19世纪末,英法两国独占中南半岛的格局才最终形成, 如1886年, 缅甸被纳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897年, 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才宣告成立。

从19世纪中期以后, 西方人从缅甸、越南和老挝进入中国内陆的陆路通道已经打开, 旅行家、商人、记者和殖民地官员关于印度支那到中国内地的游记和见闻录可以开列出一份长长的书单。如果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它们是威廉姆斯的《从缅甸到中国西部》⁽¹⁾ , 鲍尔斯的《八莫探险:关于重开滇缅商路实用性的报告》 ⁽²⁾ , 库珀的《商业先驱者游记, 或从中国去印度的陆路旅行》 ⁽³⁾ , 卡尔内的《从印度支那到清帝国的旅行》 ⁽⁴⁾ , 拉格里 (Doudart de Lagree) 和加尼耶 (Francis Garnier) 的《印度支那1866、1867和1869年的勘探旅行》 ⁽⁵⁾ , 安德森的《从曼德勒到勐缅 (腾越) :1868年和1875年在中国西部的两次探险》 ⁽⁶⁾ , 马嘉理的《马嘉理的旅行:从上海到八莫, 又回到蛮允》⁽⁷⁾ , 巴伯的《从大理到腾越:格罗夫纳调查团云南西部行程笔记》 ⁽⁸⁾ , 科洪的《穿越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的旅行记事》 ⁽⁹⁾ 和《在掸人之中》 ⁽¹⁰⁾ , 莫里逊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¹¹⁾ , 奥尔良(Henri D’Orleans) 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 (1898年) ⁽¹²⁾ , 约翰逊的《从北京到曼德勒:一次从华北到缅甸的旅行, 经四川和云南藏区》 ⁽¹³⁾ , 戴维斯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 ⁽¹⁴⁾ , 安斯克夫的《边境笔记》 ⁽¹⁵⁾ , 沃德的《蓝罂粟之地》 ⁽¹⁶⁾ 和《在缅甸的最远处》 ⁽¹⁷⁾ 等。这些游记与见闻录都详略不等地涉及所到之处的族群分布、社会交往、风俗习惯以及物产资源等内容, 主要是以最直接的观察与客观描述为主, 并没有进行相关的分析与探讨。

2. 传教士撰写的山地跨境族群研究报告

从16到18世纪, 随同西方商人和军队进入中南半岛的传教士也主要活动在沿海一带, 为殖民定居点的信众提供宗教服务, 因为没有军队的保护是难以深入到内地去接触生活在那里的山地族群的。1886年, 随着英国占领上缅甸后, 英国卫理会的伯特森 (Bateson) 才开始在上缅甸从事传教活动, 直到19世纪末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才开始在中南半岛的内陆地区建立教堂, 吸纳山地族群改宗基督教或者天主教, 而从皈依信众中发展本地神职人员则是扩大教派影响力的法宝之一。

与游记和见闻录对印度支那-中国内地族群进行直观描述不同的是, 传教士们撰写的传教报告或者学术著作大多专业而系统, 具有扎实的资料基础, 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过传教地的语言培训或者说能在传教过程中掌握当地方言, 他们中的某些人还能为不同族群的信众创制文字。如1890年, 美国浸信会的汉森 (Ola Hanson) 到达八莫, 三年后, 他和库森 (JosiahCushing) 用拉丁字母创制了克钦文字, 1906年, 他们用克钦文字翻译出版了《圣经》。20世纪初, 曾在老挝北部、越南和我国西南地区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萨维那也试图在苗语与法语之间建立关联性。1949年,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恩保羊(Bertrais) 在老挝朗勃拉邦地区传教时“创制了老挝苗文,又称东南亚苗文”。 ⁽¹⁾ 在掌握不同族群方言的情况下, 传教士们很容易对当地信众的历史渊源、生产生活习俗、组织结构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做出生动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如萨维那的《苗人史》 (1924年) ⁽²⁾就涉及印度支那赫蒙的来源, 东南亚赫蒙与中国苗族之间的迁徙关系等内容, 该书一版再版至今仍得到重视, 如2009年该书还被贵州大学出版社编入《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 (第1辑) 之中。 ⁽³⁾

当然, 如果只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判断某一族群的族源是很容易得出偏差结论的, 如“苗族的东南亚掸族说、高加索人种说以及印度支那土著说” ⁽⁴⁾ 最后证明都是错误的。而有的谬误一经形成, 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往往很难消除。如美国长老会的多德 (William Dodd) 在《泰人:汉人的兄长》 (1923年) 一书中论及泰语民族的族源和早期历史时, 提出了“南诏的泰族建立说”, 此说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6年, 前往大理调查民家 (白族的别称) 的费子智 (Charles Fitzgerald) 虽然认为民家与汉人、纳西、傈僳、罗罗、泰人和印度人在体质和文化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但他还是做出了“民家是泰人的外围人群”的结论, 他说:“对于任何对少数民族感兴趣的人来说, 这个地区和这里的人民都值得研究, 因为他们正处在同化为普通汉人的过程中”。 ⁽⁵⁾ 近百年来, 泰国和中国围绕南诏到底是谁建立的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学术争论”。 ⁽⁶⁾

(二) 区域研究中的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从1824—1886年间, 英国将缅甸分为缅甸行政区 (中部地区, 由仰光控制) 和边区 (名义上由传统领导控制的边缘和边境地区) , 而地方政府并不与边区产生任何直接联系。这种政治上忽视边区或者山区族群的做法在中南半岛并不鲜见, 如泰国的“清莱城往北地区的地方官员们只处理平原地区的城镇和乡村的事务, 除了与一些头人打交道外, 他们根本忽视了山地居民的存在”。 ⁽⁷⁾ 如果说东南亚史等学科会因文献不足而放弃山地族群研究的话, 那么专注文化框架与底层视野的人类学则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山地族群的研究, 如贝尔纳德兹科《阿卡和苗:印度支那应用民族学的问题》 ⁽¹⁾ 。正是基于对克钦传统领导方式的关注, 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制度》 ⁽²⁾ 成了政治人类学的经典著作。随着中南半岛新兴国家摆脱殖民体系陆续获得了独立, 身处边区的山地族群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在国际组织和当地政府的鼓励下, 人类学家开始在区域研究的名义下全面介入山地族群研究, 其中既包括不同族群语言文字、婚丧礼俗、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传统研究内容, 也有基于社会发展、文化寻根以及宗教心理战等实用性目的的应用研究。

1. 泰国山地部落中心的山地族群研究

二战以后特别是1975年以后, 西方人类学者要想在中南半岛的某个新兴国家中获得调查山地族群的许可证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相比而言, 前往泰国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 这主要吻合了泰国政府力图解决山地族群发展问题的意图。为了根除罂粟种植, 减少对森林的破坏和提高山地族群的生活水准, 1959年泰国政府启动了国土安置计划 (Land SettlementProject) , 1960—1961年分别在清迈和达府建立山民安置区, 引导山地族群从游耕方式转向定居农业生产。为了摸清排查山地族群的基本情况, 从1961年10月到1962年5月, 泰国政府对阿卡、拉祜、傈僳、赫蒙和勉人等泰北山地族群展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 来自欧美的人类学家也被聘为顾问参与调查工作。1964年, 泰国政府在清迈大学成立了山地部落研究中心 (The Tribe ResearchCenter) , 吸纳了来自泰国、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山地族群进行长时段的调查研究。如从1966年起, 沃克就被该中心聘为研究员,对泰国北部的拉祜人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调查, 并于1972年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2003年他在印度出版了自己研究拉祜的重要作品《积德与千禧年:拉祜人仪式生活中的常规与危机》 ⁽³⁾ 。此外, 还有多人以泰北山地族群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如达仁伯格 (Paul E.Durrenberger) 的“傈僳的医疗民族志” ⁽⁴⁾ , 艾兰的“泰国高地傈僳的经济组织” ⁽⁵⁾ 等, 而吉罗格利的博士论文“在泰北鸦片控制与流域保护下的傈僳社会结构转变”已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 ⁽⁶⁾, 从而奠定了他们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基础, 而阿南达 (Chob Kacha-Ananda) 的“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先后被译成日文和中文出版, 其中中文版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⁷⁾ 。

泰国山地研究中心除了向泰国政府提供山地族群经济社会方面的研究报告外, 主要是对山地族群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了专题调查, 重要的著作有, 杨的《泰国北部的山地部落》 ⁽⁸⁾ , 昆斯达德主编的《东南亚部族、少数民族和民族》) ⁽⁹⁾ 和《森林中的农夫:泰北的经济发展与边际农业》 ⁽¹⁰⁾ , 辛顿的《泰北的部族民与农民》 ⁽¹⁾ , 白鸟芳郎的《泰国北部瑶人宗教制度的人类学研究》 ⁽²⁾ , 格迪斯的《山地的移民:泰国青苗的文化生态》⁽³⁾ , 刘易斯夫妇的《金三角的民族》 ⁽⁴⁾ , 麦金农等人编著的《泰国的部落民》 ⁽⁵⁾ , 王富文的《主权与暴动:泰国北部的白苗》 ⁽⁶⁾ , 达仁伯格的《傈僳宗教》 ⁽⁷⁾ , 哈瑟兴的《泰北傈僳族中出现的性别不平等:狗和大象声誉的衰落》 ⁽⁸⁾ , 西莫娜德的《招魂:一个赫蒙村庄社会性别与生活循环》 ⁽⁹⁾ 和托莫夫德的《苗山:泰国北部赫蒙的文化空间性》 ⁽¹⁰⁾等。其中既有介绍山地族群历史迁徙、宗教信仰、物质文化、组织结构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普及读物, 更多的是利用田野调查阶段收集的资料撰写的人类学民族志, 其中涉及当地族群的暴动起义、社会性别以及旅游开发等诸多内容。

虽然山地研究中心在族群研究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但是并不能令泰国政府感到十分满意, 认为这些成果过分强调学术倾向, 对国家制定具体政策没有太多帮助, 于是从1970年后, 该中心的主要工作转向了短期项目与政策评估, 特别是为泰国政府的山地族群社会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与评估服务, 如配合联合国与泰国政府的“罂粟替代种植”项目进行研究。1955年, 泰国政府宣布泰北的罂粟种植是非法行为, 予以取缔, 但收效甚微。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针对泰北地区组织实施“联合国作物取代计划”以及泰国政府主导的“王室计划”(Royal Project, 1980年) 和“銮东开发计划” (Doi Luong, 1988) 相继启动, 目的在于引导山地族群放弃种植罂粟而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保障泰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来自31个泰国政府部门, 49个国际援助机构的168个非政府组织” ⁽¹¹⁾ 的相关人员在泰北地区从事毒品替代与经济开发工作, 其中就包括山地研究中心的人类学家, 此后, 罂粟种植才逐步从该地区消失殆尽。

2. 日本人类学家的东南亚研究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 日本政府以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为名开始重返东南亚,除了文莱之外的东南亚国家均得到过日本的经济援助。此外, 日本还派遣出大量的志愿者深入到中南半岛的山区地带长期驻扎, 目的是对当地的学校教育、环境保护、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领域进行“看得见的援助”。而为了全方位和宽领域地提高援助效果, 日本政府还需要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对援助国和援助对象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 如从1969年起, 白鸟芳郎就开始对泰国北部的瑶人进行调查, 发表了《瑶人文书》 ⁽¹²⁾ 和《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相邻各族》 ⁽¹³⁾ 。其他的人类学民族志还包括竹村卓二的《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1981年) ⁽¹⁾ 大林太良的《云南苦聪人与北部印度支那的采集打猎民》 ⁽²⁾ 和片冈树的《基督教与跨境民族:泰国拉祜族的族群认同》 ⁽³⁾ 等, 就涉及瑶族、哈尼族和拉祜族等多个山地跨境族群。

此外, 为了寻找日本文化的起源, 日本人类学家也曾多次到印度、泰国、缅甸和老挝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进行山地族群调查。如从1966年, 中尾佐助的《栽培植物和农耕的起源》出版开始, 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和中尾佐助等人在《续照叶树林文化———东亚文化的源流》 (1976年) ⁽⁴⁾ 和佐佐木高明在《照叶树林文化之路:自不丹、云南至日本》 (1982年) ⁽⁵⁾中提出从帕米尔高原起, 经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缅甸北部、泰国北部, 而进入中国西南地区 (包括云南、贵州和广西在内) 的“东亚半月弧”理论。以上学者还根据从日本西南部到中国台湾、华南、不丹和喜马拉雅的常绿阔叶林提出“照叶树林文化”, 认为从长江流域、中国台湾, 到达日本西南部的照叶树林地区, 都拥有相同的文化起源, 这一地区又被称为“照叶树林文化圈”。1977年, 渡部忠世的《稻米之路》一书在探索亚洲稻作的起源和传播问题时, 也提出从阿萨姆到云南的“糯稻栽培圏”概念, ⁽⁶⁾ 认为水稻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 部分佐证了东亚文化圈具有相同源头的观点。1984年, 鸟越宪三郎更是提出了“倭人起源于云南”说, ⁽⁷⁾ 而其他学者为了摆脱日本民族的单一云南起源说, 又从云南一路南下到泰国北部的山地族群中进行田野调查, 主要关注该地区的族群分布、迁徙路线以及亲缘关系等内容。

如果说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就是为了配合政府的援助计划和文化寻根则不尽准确, 特别是以2009年京都大学成立东南亚研究基地开始, 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已形成“跨越人文社会科学, 兼具农学、医学和生态学的综合学科”, ⁽⁸⁾ 极大地拓展了日本学者东南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尤其为日本企业的海外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3. 法属印度支那的山地族群研究

中央高地 (Central Highlands) 位于越南与老挝的交界处, 是控制南越乃至整个印度支那南部的战略要地, 也是印支冲突各方交火最为剧烈的地方, 而居住于此的勉人和赫蒙成为法国以及此后美国的“重要政治筹码”, ⁽⁹⁾ 进而是人类学瞩目的研究对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自1897年印度支那联盟成立以来, 法国就不遗余力地推进对东南亚的研究, 如1900年成立的法国远东学院 (法兰西远东学院) 就是一所专门研究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文明的国家机构, 由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艺术学和文献学等多个学科的人员组成。在1890—1920年间, 法国对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族群的研究就涉及勉人, 在那些以法语为主的作品中主要包括了勉人的族称族源、婚丧嫁娶、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信仰等内容, “早期研究越南北部山区的一些民族学家对瑶族的叙述远比其他民族要详细和突出”。⁽¹⁰⁾ 随后勉人研究进入了长期的沉寂期, 随着李穆安的《瑶族仪式画》 (1982年) ⁽¹¹⁾ 的出版, 勉人研究又再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其间除了法语作者外, 操其他语言的学者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如贾亚瓦德纳的《东南亚大陆的跨境族群》 ⁽¹⁾ 开始在全球历史进程中来关注勉人和赫蒙等跨境族群的历史迁徙、物种传播、经济贸易、暴乱反抗以及文化扩散等内容。

与勉人研究一样,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印支赫蒙研究也以法语作品为主, 如1901年以来, 吉拉德 (Henri Girard) ⁽²⁾ 等人发表了赫蒙研究成果。二战以后, 哈夫纳 (James Hafner) 的《巴特寮与赫蒙和阿卡人传统经济的变化》 (1965年) , 里纳伍德(Barney Linwood) 的《川圹省的赫蒙》 (1967年) , 莫里尚 (Guy Morechand) 的《苗人的巫术》 (1969年) , 李穆安的《老挝北部的一个青苗村庄》 (1972年) 和《在疾病与死亡之间:赫蒙萨满与死后之道》 (1987年) 相继出版, 而李穆安本人既是勉人研究的专家, 也是赫蒙研究的代表人物。1975年以后, 越南和老挝都不再允许西方学者进入本国从事研究, 于是, 人类学家开始到泰国去开展勉人和赫蒙研究。

1951年4月, 杜鲁门以总统令创建的“心理战略委员会”, 主要工作就是对实施心理战行动的地区 (或国家) 进行国情评估, 然后制定具体的心理战政策。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传统、宗教、社会等方面的状况进行分析后, 提出了“宗教心理战”计划, 如1956年出台的“小乘佛教国家”计划, ⁽³⁾ 后来该计划扩大到所有大乘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非基督教国家。1968年, 《美国人类学学会会刊》开始登载国防部招募人类学家的广告, 主要是“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越南文化与越南人行为模式”⁽⁴⁾ , 其中就包括对中央高地的勉人和赫蒙进行研究。

从1962—1973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 利用赫蒙想独立建国的愿望, 在老挝境内组建了一支2万人的“白星苗人游击队” (White Star Meo Guerrillas) (也包括勉人、克木人等其他山地族群) 来截断北越军队的补给线———胡志明道(这条线路的绝大部分就在老挝境内) 。这场由美国主导赫蒙等山地族群参加的战争又称“秘密战争”, 至少造成了十余万人的死亡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印支难民。 ⁽⁵⁾ 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有萨明克的《Mois人和游击队员:从萨巴蒂埃到美国中情局对越南山地民族的发明和利用》 ⁽⁶⁾ , 莫瑞森的《塌陷的天空:从老挝撤退的中情局赫蒙的口述史》⁽⁷⁾ , 昆西的《收获巴斋 ⁽⁸⁾ 的小麦———老挝赫蒙与美国的秘密战争》 ⁽⁹⁾ 以及富勒在赫蒙研究网上发布的网络作品“绝望地活着———老挝‘秘密战争’苗族幸存者纪实” ⁽¹⁰⁾

(三) 欧美国家对山地族群中的离散群体 (Diaspora) 研究

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后, 老挝军队在其北部地区多次发起针对“秘密战争”中参战的山地族群及其家庭的攻击, 于是大量的老挝勉人和赫蒙开始逃亡到泰国, 长期滞留在难民营中, 经过泰国政府和联合国高级难民署的协调, 西方国家同意接受部分的勉人和赫蒙难民, 其中美国接受的难民人数最多。对这些来自中南半岛山地族群中的离散群体来说, 他们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已成为西方学者、也包括部分曾经是难民一份子的赫蒙学者的关注 (虽然印支难民并不仅限于赫蒙, 但有关赫蒙的研究却是最多的) 。

1. 欧美学界关于山地族群中的离散群体研究

虽然人类学一直青睐生活在传统村落社会中的族群, 然而滞留在泰国难民营中的勉、蒙难民也成了人类学家参与观察的对象, 而当这些中南半岛山地离散族群进入西方社会成为新移民后, 他们所经历的文化震惊、心理适应、职业就业、文化教育、信仰冲突以及健康状况等问题开始引起西方研究机构和学者们的关注, 于是将赫蒙的文化变迁与社会适应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课题当中。从1981年开始, 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康科迪亚圣保罗大学的赫蒙研究中心平均每两年一次地开始举办国际赫蒙研讨会, 并出版会议论文集, 2016年3月举行了第六次研讨会, 学者们对于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赫蒙的变迁情况给予了极大关注。法国霍斯绍关注老挝赫蒙对法国现代社会的调适过程。 ⁽¹⁾ 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 沙茵 (Louisa Schein) 就与人合作拍摄了两部反映赫蒙移民在美国生活情况的纪录片, 记录了赫蒙移民进入美国25年来的生活情况以及健康和萨满治疗医术等问题。这一领域的重要作品还有费迪曼的《恶灵抓住你, 你就跌倒了:来自老挝赫蒙孩子的故事》 ⁽²⁾ , 考提克与人合作的《中心地区的新先驱:威斯康星州赫蒙的生活》 ⁽³⁾ , 费特那与赫蒙学者熊合著的《一切从头开始:美国赫蒙及其移民的经历》 (1998年) ⁽⁴⁾ 以及莫特的《赫蒙和美国人:来到陌生土地上的迁徙故事》 ⁽⁵⁾ 等。

2. 山地族群中的离散群体的自我书写与表达

虽然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 人类学家大都能够设身处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待与解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然而传统民族志的描写框架以及人类学家的权威身份还是遭到了以马尔库斯、费希尔和克利福德为代表的后现代人类学家的严厉批评。 ⁽⁶⁾ 比如说从事泰北族群研究的除了阿南达等少数当地学者外, 绝大多数人都是来自西方的学者。如今作为山地族群中离散群体的一员, 赫蒙学者开始以民族志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他们本人、亲友或者邻人的经历与故事, 实现了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者的身份“反转”。如查本人就是1975年从老挝外逃到泰国的难民, 2005年她在《赫蒙研究》上以自身经历写作了《赫蒙和老挝的女难民:美国赫蒙女性人类学家的反思》 ⁽⁷⁾ 一文。杨寇的《一个美籍苗人家庭的迁徙历程》 ⁽⁸⁾ 则讲述了一个赫蒙青年杨芒的跨国迁徙故事。印支战争结束后, 15岁的杨芒来到泰国的难民营, 4年后与新婚妻子一起进入阿根廷, 1992年他们一家才获准进入美国, 与分别了13年的父母家人重新团聚。

当大量的赫蒙难民到达欧美国家后, 他们中的部分人能在欧美的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 其中有些人选择以自身群族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 后来他们也以赫蒙研究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如1972年, 杨道 (Dao Yang)以“老挝赫蒙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获得巴黎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2006年, 杨索花 (ShouaYang) 以“赫蒙的社会与政治资本:美国赫蒙组织的形式与运行”获得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作为离散群体中的一员, 赫蒙学者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或者口述史法来从事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重要的作品有李亚与王富文合作的《澳大利亚的赫蒙:文化与离散性》 (2003/1993年) ⁽¹⁾ , 陈素清的《赫蒙就是自由:他们在老挝和美国的生活》 ⁽²⁾ 收集了自1975年进入美国的三代赫蒙人的生活故事和个人经历, 以及他们在新大陆如何扎根定居的生活智慧。李峰的《陶比李峰传:老挝这片是非之地上一个赫蒙人经历实录》 ⁽³⁾ 既可以作为陶比李峰的个人传记, 也是对老挝赫蒙难民形成原因的深刻分析。由杨寇与令狐萍合著的《渐渐出现的声音:亚裔美国人不为人知的经历》 (2008年) ⁽⁴⁾ 其中就涉及对赫蒙迁徙美国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变化的持续关注与探讨。

三、非传统安全主题下的人类学山地跨境族群研究

斯托金 (George Stocking) 曾在《殖民状况》中说:“在人类学的萌芽期以及后殖民时期, 人类学背后殖民权力的影子同样挥之不散”, ⁽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类似的说法就不绝于耳, 人类学家被冠以西方殖民主义的代言人之称, 民族志更被视为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然而, 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与反思, 人类学已经清算了学科中的殖民主义色彩并对其中的殖民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 因为这门基于直接观察底层人民而不是仅仅通过想象或者借助文献材料的学科在研究山地跨境族群时自有其用武之地。例如在研究中南半岛的鸦片经济时, 可以产生诸如麦科伊的《东南亚的海洛因政治》 (1972年) ⁽⁶⁾ 等政治研究类作品, 也同样有段颖的《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泰国北部的云南人》 (2012年) ⁽⁷⁾等民族志的存在空间。当代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多种声音与对话的空间, 能够允许不同的声音在文化研究与底层研究的框架下形成民族志。研究离散群体的可以是西方或者生活在西方的赫蒙学者, 也可以是日本学者, 如吉川太惠子就发表了《超越时间与空间:散居苗族的血亲联系———关于老挝苗族在西方三国的个案研究》 (2008年) ⁽⁸⁾ 一文, 此外, 还有来自中国内地大陆的苗族学者, 如张晓从“亲类、同姓、同姓联盟三个层面论述了美国苗族如何利用家族组织来调适和应对遇到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⁹⁾

中南半岛的山地跨境族群往往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以及非主体民族等边缘特质难以走进正统的东南亚研究者的视野, 在殖民主义时代他们是无足轻重被忽略的群体, 而在民族国家建立后他们又被视为是麻烦或者问题本身, 如泰北的山地族群长期以来被当地政府和国际社会视为是“参与非法活动的鸦片种植者”。⁽¹⁾ 其实从19世纪以来, 山地跨境族群在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发挥着巨大作用, 对其展开持续而长期的研究将是中国西南-东南亚非传统安全主题下的主要内容。目前国内已出版的中南半岛山地族群的研究成果包括云南大学何明主编的《东南亚民族志》系列 ⁽²⁾ 和玉时阶、郝国强等人的专著, 但是仍然缺乏可供对话与交流的民族志文本。例如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中进行的水电工程项目往往需要筑坝发电, 从而严重地威胁着生活于此间的山地族群的生计安全, 而这些族群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其实就是一种“排斥的政治” (Politics of Exclusion) , ⁽³⁾ 也就是说, 在“使边缘地区文明化”的口号下排斥了山地族群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分享。因此, 我们将来选择诸如山地开发、水库移民以及生态补偿等主题来进行中国西南-东南亚的贯通性研究, 也可以形成包括中国与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学者在内的联动研究, 这样才能避免目前西南民族志与东南亚民族志之间存在的明显断裂, 导致人们对该区域内的民族多样性与地缘复杂性无法形成完整认知, 最终影响人类学在进行中国西南-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形势研究时的分析深度和力度。

（注释略，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章立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原文来源】《世界民族》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