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春归而仲春来，此时的东陆园生机盎然，海棠似火，银杏抽芽，草色青青，令人驻足留连。在这美好的时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魁阁讲座”迎来了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教授。

刘志伟教授与“华南研究之路”

3月16日晚七点半至九点半，刘志伟教授在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二楼会议厅给我们讲述了“华南研究”三十余年的历程。刘志伟教授的讲题“华南研究之路”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所谓“华南研究”。在这一部分，刘志伟教授就“华南研究”的学术定位、理念和群体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刘教授认为，华南研究不能只从字面上看，“华南研究”关注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华南地区，华南研究是“一个以华南地区为试验场，力图在研究兴趣和方法上超越学科界限的研究取向”，这一学术群体是在“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考察”的坚实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从而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做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新诠释。刘志伟教授还强调，华南研究这一学术群体是不接受“华南学派”这一称谓的，他们的研究不是为了做学派，凡是做学派的都很危险，最终都会消亡，“华南研究”只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和追求。

二、华南研究的历程。在这一部分，刘志伟教授从华南研究的“前史”、热身时期、融合时期、发展时期四个阶段展开。华南研究的“前史”是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地区以及一些外国学者对于中国华南、台湾地区历史、社会、文化的相关研究，代表人物有罗香林、简又文、弗里德曼、华德英、华琛、李亦园、武雅士、孔迈隆等。“华南研究”便是在承接这些学术前辈的研究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华南研究”这一提法的正式出现是由于1988年“香港华南社会地域研究会”（后更名为“香港华南研究会”）的成立，“香港华南研究会”的成立亦标志着“华南研究”有了相对固定的学术群体、学术追求和取向。“香港华南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大陆学者与香港学者合作进行华南研究的结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山大学与厦门大学就开始和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合作，开展了“华南传统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等大型研究，通过“田野工作坊”等形式促进了研究群体内部的整合和融合，形成了一种学术自觉。进入21世纪，“华南研究”发展更为迅速，比如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2004年《历史人类学刊》发行；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等。更为重要的是，“华南研究”的研究地域从华南扩展到了华北、华中和西南地区，这表明“华南研究”这一学术路径和取向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三、“华南研究”的学术渊源。刘志伟教授认为“华南研究”的学术渊源有四：（一）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民俗学运动”，这一运动所提倡的民众视角正是华南研究致力于追求的；（二）兴盛于上世纪前、中期的有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比如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弗里德曼有关中国宗族的研究、华德英关于“中国的想象”的相关论述等，这些人类学视野下的有关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给刘志伟教授等当时这批从传统史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们以巨大的震撼，他们从这些研究中获得了研究方法上的启发，并发现了许多的新问题。刘志伟教授认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应当从人类学中汲取营养，借鉴有益的东西，尤其要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立场和观点，要关注人的行为，从民众出发；（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刘志伟教授首先提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两位大师：中山大学的梁方仲先生和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华南研究都是继承的两位先生的衣钵，两位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就已经践行了现在华南研究的学术追求。比如傅衣凌先生非常重视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间契约文书，他还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解明的基础”（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集前题记）。而梁方仲先生在益世报《史学》周刊的发刊词中说：“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还说“我们愿意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两位先生提倡的方法和学术追求正是当下华南研究所践行的；同时刘志伟教授认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具有社会科学的取向，因而需要相关的理论关怀，而且需要到民间扩充历史资料，这样又有许多新问题的提出，这样的学科特点容易使得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同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联系起来，最终形成走进田野，收集民间文献，注重地域社会研究，解构传统史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四）西方学术背景下的中国研究。在这部分，刘志伟先生特别提到了魏裴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和孔力飞《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这两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著，刘志伟先生尤其欣赏和震撼于他们能从小事件和地方、民众出发来阐释中国近代史这样的大历史，并将之编织进世界历史。

四、华南研究的基本视域。刘志伟教授给我们总结了华南研究最主要的研究视域，主要包括时间与空间、结构与过程；个人与社会；身份认同的流动与身份标签的僵化；王朝制度与地方动力；文化多元与大一统；边缘的中心性：区域比较与跨区域的视角以及全球视野等。

最后，刘志伟教授认为，华南研究最终走向的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那么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呢？刘志伟教授引用了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术领袖勒高夫《新史学》里的一段话“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这里，刘志伟教授是要强调华南研究或历史人类学研究是一种多学科交融的方法，不能简单地界定为历史学或人类学。

何明教授在主持讲座

在师生交流环节，主持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何明教授向刘志伟教授询问了有关“田野工作坊”的运行模式和情况，刘志伟教授说在“田野工作坊”里，他们这群人经常吵架乃至差点动起拳头，但是从未因此而发生裂隙，因为他们在“吵架”中不断成熟，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想。接着刘志伟老师回答了一位历史系同学“如何使用民间文献”这一问题，刘志伟教授认为历史学者收集到民间文献，不能抱着资料就回到书斋埋头研读，而是了解当地人的看法，要做到现场读碑，现场读谱，从而了解这些文献对于乡民的意义之有无及其所在，了解地方的脉络感。

晚九点半，讲座结束。

编后记：刘志伟教授是中国华南研究这一学术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从其初创到发展，刘志伟教授均身处其中而见证之，据刘志伟先生的看法，当下的华南研究处在新老交替的时期，因而刘志伟教授这场关于“华南研究之路”的讲座实是对“华南研究”三十余年的历程的一次总结。“华南研究之路”是一种对传统的突破，一种新的学术价值理念、追求和路径，它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社会社、经济史等的研究，也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融合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启发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应该要具有一种开明与互鉴的精神。此外，我们还应该树立“在田野中读文献，在文献中做田野”的自觉意识，做到田野与文献并重。

          （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供稿）